雄村四世一品坊

       雄村原名洪村，元末曹姓人入遷，取《曹全碑》中“枝分葉布，所在為雄”句改名為雄村。這裡是聚族而居的一色曹姓，歷代名臣輩出，確實“所在為雄”。而他們升入仕途都起步於村中的竹山書院。

       竹山書院的建造深深地印上了徽州商人獨特的思想印記。寓居揚州的兩淮八大鹽商之一的曹堇飴稱富宇內，曾奉命接駕第二次南巡揚州的康熙皇帝，達到了一生榮光的巔峰。然而在程朱理學熏陶中長大的他們，有著強烈的“四民之業，惟士為上”、“商居四民之末”的觀念。隻是近於家鄉“地狹人稠，耕不足食”的自然條件而勉強操起營商的行當，自從踏入商界那天起，心裡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自卑。“讀書入仕”的欲望在他們已成為不可能的企盼之後，便把它當作人生唯一的終極目標，固執地移植到子孫們的腦海裡。於是，曹堇飴病入膏肓、輾轉病榻、彌留人間之際，囑咐兩個兒子曹景廷、曹景宸的隻有一件事：“當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閣、修書院。”

雄村竹山書院

       乾隆二十四年春季裡的一天，由曹景廷、曹景宸兄弟捐資建造的竹山書院矗立在雄村村口。跨進書院大門，廳堂寬敞明亮，正壁懸藍底金字板聯一副：“竹解心虛，學然後知不足；山由簣進，為則必要其成。”是曹文植所撰，意在勉勵後學之士。書院作為府學、縣學之外的私立教育機構，其經費須自行籌集。據統計，明清二代徽屬六縣共有書院54所。書院一方面廣延名師碩儒來任教，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學田制度，捐助“膏火費”等形式，使族中天資聰穎而貧不能入學者也能安心在書院就學。竹山書院旁還有一座“文昌閣”，飛檐畫棟，八面玲瓏，閣高三層，每層每角都懸有銅鈴，微風吹動，鈴音回響，不絕於耳。閣頂用純錫鑄造成寶葫蘆形，既寓意為文曲星高照，又示意曹氏乃以纔入仕、先學後臣的翰墨人家。

古橋

       從雄村走出的名宦當首推曹文植、曹振鏞父子尚書。曹文植自幼熟讀經書，25歲考中傳臚（即第四名進士，居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後）。在內廷為官多年，官至戶部尚書。乾隆皇帝六次南巡，都由其承辦。他辦事干練，不徇私情，深得皇帝寵信。清代，編纂《四庫全書》時，乾隆皇帝任命他為總裁之一。其子曹振鏞，從小受到家族的嚴格教育，剛成年就考中進士。關於曹振鏞的苦讀，雄村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：曹振鏞在竹山書院就讀時，頑劣異常，不肯用功。其姐十分著急，規勸他：“你不讀書，將來如何登堂入仕，承繼父業？”曹振鏞誇下海口：“他日我定為官，且勝乃父。”姐姐激他：“你若為官，我當出家千裡之外為尼。”曹振鏞從此潛心攻讀，後一舉中榜，並官至軍機大臣，權傾朝野。其姐為不食言，堅持要出家，曹振鏞苦勸無效，又怕姐姐在千裡之外孤苦伶仃，隻得借當地俚語“隔河千裡遠”之意，在雄溪對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。如今慈光庵依舊掩映在竹山書院對面山腰的一抹綠樹修竹之中。曹振鏞為官後，乾隆皇帝見他言行舉止很有其父的遺風，因而十分寵信，不斷給他加官晉爵。嘉慶皇帝即位後，一次在宮中設宴，命大臣吟詩作賦，曹振鏞的詩得第一名，遂擢升為工部尚書，不久又榮升為體仁閣大學士。嘉慶皇帝出巡，曹振鏞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處理政務，代君三月，歙縣民間至今能聽到“宰相朝朝有，代君三月無”這句俗諺。道光皇帝繼位後，任命曹振鏞為武英殿大學士、軍機大臣兼上書房總師傅，並賜建府第，在內宮懸掛他的畫像，位列群臣之首。

       雄溪是雄村村前緩緩流過的那條江，即新安江上遊。當初建造書院時，為防止江水衝涮臨江而建的書院的基腳，遂沿江岸修起了一道數裡長的堤壩，形成城堞，壩上遍植10餘個品種的桃花，夾以紫荊。曹文植《石鼓研齋詩鈔》有雲：“竹溪有桃數百株，花時爛漫如錦，春和景明，頗堪遊眺 ”信步江岸，遠眺蒼山疊翠，白鷺低飛，近觀江水平平，扁舟自橫，會使你想起李白《清溪吟》，“清溪清我心，水色異諸水。借問新安江，見底何如此？人行明鏡中，鳥度屏風裡。向晚猩猩啼，空悲遠遊子。”正是這裡的生動寫照。

       尋訪雄村，你定能呼吸到這裡散發出的極其濃厚的文化氣息。散落在徽州大地的明珠 村落，千百年來，仍悄無聲息地安臥在山巒之中，等待著遊人去一睹它的芳容，探測它那久遠而極其深厚的文化積澱。

       本文作者：張和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