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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資本論》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國人──王茂蔭
發布時間:2003-7-2 17:53:52

    王茂蔭故居位於歙縣城南義成村,建於清代中葉。主屋三楹,廳名“高仁堂”,匾額為李鴻章手書。右側住房三間樓屋,大門置於左廊,中廳後有倒廳,前後都有天井院。隔扇、門窗改裝成京派風格,花格較大而嵌以有色玻璃。中廳樓板下貼裝萬字紋竹編花席。王茂蔭祖居在歙縣杞梓裡村,住宅因太平軍與清兵激戰頻仍,毀於兵燹,遂於告老後在義成村買下朱姓舊房,挈家遷居於此。

    王茂蔭(1798年-1865年),字椿年,號子懷,清嘉慶三年(1798年)誕生於一個徽商家庭。髫齡入私塾,晨入暮歸,讀書非常用功。後就讀於縣城紫陽書院。道光十年(1830年),根據家裡的決定,赴潞河管理茶莊店務。翌年,適逢北闈恩科取士,王茂蔭即以監生資格應京兆試,中了舉人,次年會試,又高中進士,並備官戶部。但在此後長達15年的時間內,他都是在戶部任“主事”、“行走”一類的微職閑官,直到50歲纔被升補為戶部貴州司員外郎。其後擢升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,成為清廷主管財政貨幣事務的官員之一。並歷任太常寺少卿、太僕寺卿、左副都御史、戶部、工部、兵部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職務。王茂蔭任京官前後達30年,歷道光、咸豐、同治三朝,不攜眷屬隨任,一人獨居歙縣會館,以兩袖清風,直言敢諫聞名。清咸豐朝實施過兩次令人注目的貨幣改革措施,即發行鈔幣和鑄大錢。王茂蔭是咸豐朝行鈔的第一個倡導者,鑄大錢的堅決反對者。

    咸豐元年(1851年),太平天國起事之後,清政府的財政、貨幣危機進一步加劇。咸豐元年九月,王茂蔭在陝西道監察御史任內給咸豐上了《條議鈔法折》,正式提出了改革幣制、緩和危機的主張:即有限制地發行可兌換的錢幣。他認為,發行鈔幣可能會出現一些弊端,因此要使鈔幣在民間有信用,能順利流通,必須注意防弊,做到“先求無累於民,而後求有益於國。”他提出防弊措施主要有三條:一是鈔幣隻是用以輔助金屬鑄幣之不足,而不是代替金屬幣,鈔幣發行後,金屬幣不但不退出流通,而且要若干倍於鈔幣的數量和鈔幣一道流通(這實際是強調所發行的鈔幣必須以金屬幣為本位)。二是鈔幣不可濫發,必須有個“定數”。他說“鈔無定數,則出之不窮似為大利,不知出愈多,值愈賤”。三是所發行的鈔幣必須是可以隨時兌取現銀現錢的。王茂蔭主張發行鈔幣,這符合清政府的財政政策,他被提升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。但是,由於他的行鈔方案強調防止通貨膨脹,尤其是建議發行的絲織鈔幣可由銀號出資代行政府兌現責任,這與清政府搜刮民財的方針是相悖的,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納。

    清政府於咸豐三年(1853年)五日發行了不兌現的“戶部官票”,同年底發行了不兌現的“大清寶鈔”和各類大錢,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,當時的北京城物價飛漲,民怨沸鼎,有人竟將鈔票戲呼為“吵票”。目睹這種局面,王茂蔭焦慮不安,苦苦思量補救之策。咸豐四年(1854年)三月初五日,他向咸豐皇帝上了《再議鈔法折》,這實際上是他關於改革幣制、緩和危機的第二方案。這個方案中提了四條補救措施,集中到一點,即堅持主張將不兌現的官票、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,反對鑄造當百和當千等項大錢的主張。他指出:“官能定錢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。錢當千,民不敢以為百;物值百,民不難以為千。”對物價規律和投放貨幣之間的關繫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。他是試圖用兌現的辦法來剎住繼續增發不兌現紙幣的勢頭,制止通貨膨脹,以挽回紙幣的信用。當時清政府財源枯竭,銀根奇緊,根本沒有能力準允紙幣兌現。咸豐看了這個奏折之後,大發雷霆,指斥王茂蔭專受商人指使,把不便於國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見也奏上來,真是太不關心國事了,並降旨恭親王奕忻,定郡王載銓審議。三月初八,親王、大臣們在審議報告中又對王茂蔭指責了一通,這樣,咸豐便下令對王茂蔭“嚴行申飭”。馬克思在其經濟學巨著《資本論》第一卷第一編第三章的一個附注中所說的“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,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。在1854年4 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,他受到嚴厲申斥”,指的就是這件事。

    馬克思之所以知道並在《資本論》中提及這件事,是因為當時駐北京的帝俄使節將這件事寫進了《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》一書中。1858年該書又被德國人卡.阿伯爾和弗.阿.梅克倫堡譯成德文版發行, 馬克思在寫作《資本論》過程中看到了這本書。顯然,馬克思對王茂蔭的貨幣觀點是贊同的,他在《1857--1858年經濟學手稿》中就這樣說過:“如果紙幣以金銀命名,這就說明它應該能換成它所代表的金銀的數量,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兌現。一旦紙幣不再是這樣,它就會貶值。”他甚至說:“隻要紙幣以某種金屬(一般是一種)本位命名,紙幣的兌現就成為經濟規律。”

    王茂蔭為今人所識,還是本世紀30年代。我國第一個翻譯《資本論》的是陳啟修先生,他把馬克思筆下的wan-mao-in譯為“萬卯寅”,而日本的學者則譯為“王猛殷”或“王孟尹”。1930年以後,由於崔敬伯、王思華、侯外廬、郭沫若、吳 等人的考證,人們纔知道馬克思《資本論》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,便是清朝咸豐戶部右侍郎安徽歙縣的王茂蔭。

    於是,塵封的歷史重現天日。王茂蔭的貨幣觀點和行鈔主張對今日也不無借鋻作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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