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女學堂建立之初，為防止頑固派的攻擊與流氓的滋擾，一般均采取了相應的自我保護措施。如上海的中國女學堂章程中規定：“自堂門以內，永遠不準男子闖入。”學生可住宿學校，即使就近走讀者，也必須有家人或僕婦陪送。也就是說，走出家門的女學生並不能夠衝破“男女之大防”，任意走出校門。
不過，隨著女學堂的逐漸增多，女性國民意識的逐步覺醒，上述情況也出現了若干變化。尤其是在國家遭遇危難之際，女學生集體走出學校，參與社會活動，便有了最正當的理由。
１９０３年，俄圖妄圖侵占東三省的無理要求，在全國激起了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。４月３０日，上海各界於張園召開了有一千二百人參加的拒俄大會，其中來自務本女塾與愛國女學校的學生最為引人注目。
與上海女學生的公開出席政治集會不同，北京女學堂的社會關懷多半與慈善事業有關。如１９０７年３月北京《時事畫報》創刊號登載的第一幅時事畫《中國婦人會》，便是取材於當時轟動京城的一次賑災活動。
圖像上方有如下文字說明：“正月十五前後，廠甸之中，商賈雲集，士女縱橫，洵盛事也。今年又有度支部杜主事之女公子，因江北難民，力圖募捐，創設一婦人會，勸大家捐納銀錢，以濟江北流民之難。”此處的敘述略有錯誤，中國婦人會於前一年已經成立。而杜女公子名成淑，為北京四川女學堂學生，時任中國婦人會書記。此次募捐的發起，實與杜成淑的母親黃銘訓有關，杜家姐妹成玉與成淑也積極參與其中。活動的主要內容為在琉璃廠售賣《難民圖》。自正月初二開始，十天之內，集款一千餘元，應該說這次義賣相當成功。
隻是，在此過程中，發生了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生屈強私下傳信給杜成淑表示愛慕之事，引起社會關注。結果，屈強被開除學籍，中國婦人會發生分裂。而對於北京女學界的直接影響，則是自此以後，當局加強了對女學生社會活動的限制。同年４月，京城各女學堂又為江北賑災在琉璃廠開辦女學慈善會時，學部即借口“京師為首善之區”，發文要求學生義賣的手工制品“僅可遣人送往，不必親身到會”，顯然力圖將女學生仍然拘禁在校門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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